知错能改,中共开始纠正过往政策的激进之处

2019-03-12 03:52

近日,执掌中共大内的“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虽然这份文件的政策目标是“为基层减负”,但其中对“形式主义”等问题的严厉批判,却反映出针对这些年执政党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激进之处,决策层已经开始着手调整纠正。

过去几年,因为新的领导体制和政治格局建立,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猛烈的一场政治重建和社会转型过程。因为政治重建和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加上改革也于同期在各领域全面深化推进,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为保证在此过程中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巩固,不出现严重的脱序行为,中共在执政党及国家和社会治理上,出台了不少非常严厉的政策举措。

其中有不少举措,因为执政党根深蒂固的革命性和斗争政党文化,以及官僚们普遍存在的“宁左勿右”投机心理,在政策实践中被层层加码或错误理解,有的甚至走向偏激。这种大面积出现的政策负面效应,不仅不利于新权力核心的权威建立和社会治理,反而以“低级红”和“高级黑”方式销蚀了新权力核心的政治和道德权威,并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构成迟滞效应,在执政党基层及国家政治与经济社会生活等不少领域,形成了极大反弹情绪。

举例来说,在一些极具政策示范效用的核心城市,就在城市居住环境与安全治理上演过寒冬深夜驱逐“低端人口”的极端事件,还有一些省份则枉顾中国传统的基本人伦价值精神,错误理解丧葬改革的本质,发起了极度不合时宜的“砸棺运动”。

另外,中央极度重视、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的环保治理,本来是非常必要的一项德政举措,也出现了粗暴的“一刀切”现象,使得不仅不少本来可以整改的中小企业受到不当波及被关停,影响到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尤其在华北地区,还出现过民众无法在冬天取暖的新闻。

这些极为蠢笨的官僚主义低级行为,不仅严重影响到民众的正常生活,还伤害了执政党和政府与民众的感情,在台港社会和国际舆论场也对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形象,甚至是领导人的个人形象,都造成极大伤害。和中共一直想努力实现的依法治国和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完全背道而驰。

在经济政策上,一些政策设计也相当粗糙,没有考虑到政策叠加效应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如,本来未雨绸缪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行为,因为太过猛烈的“去杠杆”动作而衍生了新风险;将社保划转税收部门征收的政策设计,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和社保问题的历史成因,有些地方在划转后的清缴行为,更给深陷经济下行压力与中美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带来极大恐慌情绪。这种情况虽然后来因为激烈反弹被叫停,也折射出一些重大经济政策的设计与推行,是多么的为了迎合“改革”之名而不考虑到其现实可行性。

在一些原本以经营为核心的中央和集体企业,在不少基层部门,也因为过频的督查检查考核而疲于应付。更要命的是,在政治压力下,上级管理或考核部门,甚至是一些中央部门,经常为了留痕而层层加码,动辄把本部门或本领域工作提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使得下级部门身心俱疲,长期超负荷运营,一些原本需要时间和耐心处理的工作只能粗糙或粗暴处理,一些本职工作,反而因为要应对形式上的督查检查考核而被迫偏离。在政策理想和现实逻辑的平衡上,很明显过去几年并不尽如人意。

在具体产业领域和对外沟通的方法策略上,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崛起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深度刺激,一些原本可以稳健实施的产业方案,比如“中国制造2025”及各种国家战略计划等被高调宣扬。此举虽然增强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在策略上也有效巩固了中共及新领导核心的政治威信,但在西方眼里却尽是对中国崛起和中共对外交往价值观开始改变的焦虑。

中国崛起本来就在改变着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西方已经相当焦虑,美国也正在焦虑的同时,想方设法利用这种焦虑情绪为己所用。中国的高调宣扬,正好坐实并巩固了他们的判断。服膺于西方意识形态尤其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主流媒体由此而在舆论场大做文章,在西方政客和媒体炒作下,再加上充满官僚主义和“党八股”气息的中共外宣根本不堪其用,西方社会由此而觉得中国已经放弃韬光养晦,开始变得对外咄咄逼人。

在政治上,因为新政治权力格局在几年内快速形成,官僚们为了政治安全或更进一步投机,有些则是根本不了解中国政治变化的本质,而经常性上演一些“低级红”或“高级黑”行为。在社会与网络言论的治理上,官僚们为了在形式上片面追求“绝对安全”而忽视了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弹性,因为一些领域出现的过度紧缩措施,也使得有人认为政治社会和基层治理正在收窄变“左”。

这当然不是人们想看到的现象,也不是“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初衷。但如何看待这些现象,我们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中国人经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另一个,大家别忘了王岐山在十八大后刚担任中纪委书记时曾引用过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后者的要义在于,一个威权社会,在政治转型或新权威的改革过程中,必然要吸取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会采取一些严厉的管制措施来避免社会脱序。

现在看来,这些严厉的管制措施虽然产生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为普通民众、执政党和国家社会都带来了不小损失,但总体来说,其实是在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达到了政治重建和社会转型的宏观政治目的。从这样的维度,或者可以说,这些大面积衍生的负面问题,其实是中国政治重建和社会转型的政治成本。当然,这个成本是不是必要,是不是太大,那是另一个更深入的、牵扯到了更复杂的政策价值观和制度根本问题。

不管怎样说,现在的情况是,中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局部修正。虽然“防风险”和继续强化新领导核心的权威依旧是执政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体现在新年以来接连在中央党校召开了以防风险为主体的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和政治局专题会议,但以不久前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及这份《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为标志,中共在继续防范重大风险的同时,已经开始着手对之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激之处进行纠正。

此前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反对“低级红”和“高级黑”行为,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次中办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更是以“为基层减负”之名,委婉坦承了之前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的诸多过激之处,并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性规范和要求。这其实也是威权体制下,执政党承认失误和政策修正的一贯方式。

比如,中办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文件提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从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做起,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行动,发扬斗争精神,对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大排查,着重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找根源、抓整改。”

另外还有“不搞照本宣科,不搞泛泛表态,不刻意搞传达不过夜,强化结果导向,考核评价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坚决纠正机械式做法。” “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要“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

甚至于对这些年中共视为最大政绩的纪检和监察工作,文件也提出要“制定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保障党员权利,及时为干部澄清正名,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改进谈话和函询工作方法,有效减轻干部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

虽然实际执行的效果还有待观察,所谓的“舆论监督”在党管一切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最高指示下也没有多少人真正会有信心,但对中共来说,在维护核心权威的同时,又能针对问题进行自我批评,提出这些纠偏措施,就已经在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

我们同时也可以从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到这种批判性反思和知错就改的精神,尽管很少有人知道这背后其实还有外界无从得知的秘辛。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直言不讳的指出“政府工作存在不足,一些改革发展举措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重留痕轻实绩,加重基层负担。少数干部懒政怠政。一些领域腐败问题仍然多发。”

针对之前经济政策出台过程的仓促和政策规定的粗糙不足,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坚决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出台政策和工作举措要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调结构,防控风险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防止紧缩效应叠加放大,决不能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同时,也不能只顾眼前,采取损害长期发展的短期强刺激政策,产生新的风险隐患。”

另外,还有很多人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连续四年之后,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没有再高调宣扬“中国制造2025”,也没有说要积极介入全球治理进程——虽然中国制造2025和介入全球治理的实质工作必然会继续实施下去。报告同时还多年少有的提出“要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凝心聚力办好自己的事”,敏感的观察者和舆论分析已经指出,这其实就是对韬光养晦的务实回归。

在去年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讲话上,习近平表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一般人只注意到了“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由此而对中共发出了绝望的哀鸣。但老牛却在看到那些不能改的同时,注意到“改什么、怎么改”的根本尺度是“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注意到“该改的、能改的”要坚决改的积极态度。

现在,除了政治和文宣意识形态领域依旧持续紧绷,那些“该改的、能改的”问题已经被中央认识到,并开始启动修正过程。虽然目前的纠正还只是在文件和会议上刚刚开始,还只是一些局部政策的技术性修正,效果如何还有待验证,但不管怎么说,能看到问题并开始纠正,就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在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第五个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上,中共还需要长期、持续的不断反思和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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